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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寻GE出色领导力传承之谜 家族企业规范化管理如何破局?

关键词: 管理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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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中国企业在领导力传承上秉承“选领导只是几个人的事”。在GE看来,这种思想最要不得。

如今,伊梅尔特已成为了继韦尔奇之后又一颗企业界的新星,他再一次验证了GE当之无愧“世界级CEO的摇篮”。不仅如此,更令人惊诧的是,连伊梅尔特下属的各级领导都不亚于韦尔奇时代。

谁又能想到,早在六年前刚履新的杰夫·伊梅尔特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“倒霉蛋”:上任之后第二天就发生了“9·11”事件,而后安然、世通大企业丑闻层出不穷,经济衰退,社会一蹶不振。当时,面对站在韦尔奇光环压力下的伊梅尔特,人们对其前景难免露出了一些忧虑。

然而,事实早已将忧虑击得粉碎。

在严峻的挑战下,GE实现出色领导力传承的秘密何在?

传承不是继承

令研究者失望的是,具有130多年领导力发展历史的GE并不能拿出一个可以复制的教条来告诉其他企业,选择什么样的背景、性格、管理态度的人作为领导者会对企业发展有益。恰恰相反的是,很多美国本土企业曾经在多年前这样做了,可是导致的结果就是:由于固定性格的领导管理固定不变的业务,最后扼杀了改革的动力。因此这些企业今天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不把传承当成继承,这是GE“没有选错一次接班人”的潜在原因。这些CEO们的性格、处事、管理态度截然不同,因此也给GE烙上了不同时代特点的新烙印,使得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在百年来生生不息。

GE不仅在全球CEO的选拔中遵从这个原则,在各部门、甚至小组领导的选拔中,都有意无意提拔着“不同的人”,这些中层领导们在GE内部构成了互补的态势,互相牵制,互相弥补。他们的迥异风格时时在调整企业的风格,避免了在GE这个年龄多发的大企业病。

那么除了求异原则呢?GE就真的没有一个统一标杆吗?

“我们喜欢榜样的力量,因此会寻找一些榜样性质的领导者。”GE亚洲首席教育官戴一楠告诉《中外管理》,“他们的特点是:具有远见、鼓舞人的能力。这些才是(领导者)真正需要传承的,就是榜样精神。”

“榜样精神”是GE在继任者身上寻找的核心基因。在此之后,GE自身要做的,就是想方设法帮助榜样去放大优点,隐藏缺点,释放自身最大的潜能。

“流水线”生产领导力

然而“榜样精神”仅仅是精神力量,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。即便是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领导者,也不可能对企业运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。这时,GE的“秘密武器”便显出了功效。

用基础生产中的流水线加工方式培养具有超强领导力的领导者,正是GE的独家法宝。从传统意义上讲,戴尔才是流水线的代表企业,无论是产品的生产、销售还是员工岗位的存在意义,这都应该是工业化大生产的标志。然而,在人才培养方面,GE却掌握着另一种隐性的流水线,企业正是用这个“流水线”实现了最佳领导力生产的第一步。

自韦尔奇时代开始,GE就倡导全体员工的工作延伸,即两年一次的换岗,尽管伊梅尔特认为员工应该做行业专家,尽量减少变动,但是管理者的换岗制度却一直都未被动摇。管理者通常会在GE六个业务部门中(商务融资、基础设施、工业、医疗、NBC环球、消费者金融)选择其中三个,以及两个职能部门(市场部、营销部)进行轮岗工作。

这样做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进一步考察。GE认为: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可以完成更多的新任务。只有通过了流水线的层层加工,才有可能去独立管理GE的一个部门甚至整个企业。

一个合格的GE领导者必须要至少熟知三个业务部门的工作状况,和市场、销售两个主要阵地,据说这一点深得销售出身的伊梅尔特的欢心。

因此,当GE的管理层离任产生空缺,企业内部永远都不乏可担纲重任者,也正是因为这样,由于管理层对彼此业务的熟知,身材庞大的GE也并没有出现“两条腿向前、两条腿向后”的尴尬局面。 10%的决定力量

当然GE的秘密远不仅于此。美国《财富》周刊评价GE的企业大学(克劳顿村管理学院)为“美国企业界的哈佛”。和哈佛在公众心中的妇孺皆知的形象相比,这个坐落于纽约州哈得逊河边的学校由于其从不对外开放的特质,更具有一丝神秘的气息。

每年在克劳顿村培训的高级管理层占GE总领导级别人数的10%,培训是针对管理者之中的高潜质人群所进行的。

尽管这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领导力培训,最终对领导力本身提升的作用也只有10%,因为在教授、示范和激发之后,更多的技巧是需要在日后不断磨练、实践中成熟的。

虽然这10%看似很少,但是GE认为,它决定了领导者日后大部分的工作水准。

和大部分企业大学的内训相类似,克劳顿的培训非常具有针对性。因为它是基于职业过渡点而设立的,共有六大核心课程。这些课程不仅重视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,比如和GE业务息息相关的金融培训,而且还注重应用方面的训练。所有的技能培训都有应用的部分,通过模拟场景,来训练领导者的应对能力。在后期, GE让这些学员切身接触到产业部门领导人甚至董事长核批的实际业务,真正做到了市场和教学的良好接轨。

“克劳顿村的训练更强调扩大管理者的‘榜样精神’。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和GE的‘选秀’宗旨保持了一致。”戴一楠如是说。

为了使培训更行之有效,GE将课程分成两个部分:第一部分是一个统一的培训,各种性格、背景、级别的管理者按业务分类成为团队接受训练,主要的目的就是教授管理者如何可以做到“榜样”的力量,如何去有效地影响别人。由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管理风格都有差异,因此混合上课可以使他们之间更好地进行相互学习和效仿。第二部分就是针对一些高级领导者,根据个人的特质、设定不同的方案,对他们进行培训。

伊梅尔特曾经就在这里学习过,而今他又同样被称为克劳顿村的明星教员。在这里,像他这样教师兼高官的比例占了整个授课人员的50%,可见GE是决心要把“榜样精神”在领导力传承的整个过程中自上而下地贯彻到底了。

全面撒网,重点捕鱼

反观中国老板,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老板,在谈及领导力传承之时,常常面露难色,所抱怨的通常要么是企业没有适合做管理者的人,要么是选中了做管理者的人,可是那个人越看越不顺眼。

其实这都说明了中国企业在领导力传承上陷入的一个误区——“选领导只是几个人的事”。在GE看来,这种思想最要不得。

对于企业而言,人才培养应该是全面的。这个全面不仅体现在培养内容的全面性,更要在培养目标的范围上实现全面性。在GE,只要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,加盟之后就会有一个类似于管理者轮岗实习的“两年”项目,只不过是其“小学版”。在这里,GE会着重告诉他们一些基础的技能,比如:在这个职位需要什么技能、什么职位,而跨能力、跨职位又需要什么能力。

很明显,这两年对于一个新毕业的学生来说是艰难的过渡期。有的人会在这两年低迷,那么对于这些人,就像在学校重修课程一样,GE会让他们再接受两年的培训,而对于那些在这期间“才露尖尖角”的优秀人才,将会被看成是企业潜在的领导者。

除此之外,GE还成功地采用了绩效测控的方法,在GE的年度考核当中,管理层会针对本年度业绩优秀,以及那些为其他员工做出榜样的员工进行二度考核,提问的问题多是针对个人素质提升和自我管理的,其中的三大经典问题几乎囊括了对于一个人才是否优秀、自信的全部定义:你的优势是什么?你的成就是什么?你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?

而在此之后,对于高层颇为满意的一批人,GE会毫不吝啬地对他们进行奖励,包括增加薪酬以及分配予诱人的股票、期权。

其实奖励只是第一步,GE远远有比这更长远的打算,那就是给这些人提供去克劳顿管理学院进修的机会,也就是说,通过考核,在全体员工的身上寻找潜在的领导力,这才是GE奖励机制的核心所在。

当然,为了使“网中的这些鱼儿”普遍素质较高,GE会时刻和员工进行沟通,根据员工不同的岗位进行交流,力图使每个人都了解到本部门、甚至整个GE现在的运营状况,以及未来的走向。在沟通中,如果发现员工会出现懒散懈怠的工作状态,GE就会通过一些挑战来激励员工,使员工更好地完成自我提升,可见GE十分重视员工的个人成长,因为,没有高素质的员工,也就没有高素质的企业。

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GE多样式的领导力传承培养方式,对于困惑中的中国企业,不失为学习的榜样。

不久前到广东省内某地调研,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当地一家家族企业的老板接受了几位商学院老师的建议,决定采用专业化管理来推动企业提升管理水平,就让原来的家族管理人员靠了边,聘请几位老师来抓管理。新的管理者甫一上位就力推规范化管理,很快出台了若干管理规章制度,其中包括严格的考勤制度,为确保令行禁止,还详细规定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。

由于工人们习惯了松散自由的工作方式,制度出台伊始就受到他们的抵触。执行之初,仍有人上班迟到,管理者按规定对违规者做出罚款10元的处罚决定。受罚工人申辩说,自己只迟到一分钟,受到的惩罚却与迟到一小时的人一样,如此处罚不公平。管理者有心杀鸡儆猴,坚持执行处罚,受罚工人当然心怀不满。在之后的工作中,他悄悄在正品中掺进了几个次品,未被工厂的质检环节发现。次品随同批次产品交付客户后,工人就与同班组的同伴集体辞职了。混入的次品后来在客户的生产环节出了问题,企业因此被客户罚款14万元。看到自己请来的高参捅了娄子,局面难以收拾,老板不得不解聘了推行制度的老师,重新请回原来的管理者,回归旧有的粗放管理模式。这则故事被当作专业化管理不适用的例证在当地广泛流传。

面对目前竞争加剧、成本上升、利润渐薄的局面,多数企业主也有意通过管理规范化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,但劳动力供不应求,习惯了旧有工作方式的工人不愿意改变,一旦企业加强管理就转投他处,导致管理变革常常半途搁浅,让企业主颇为苦恼。不少企业主将这种现实归因于目前劳动者素质低,无法适应规范化管理的需要。

家族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为何难以破局?是否确是管理专业化水土不服?如果我们从工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,问题就会清晰很多。

许多企业推行的管理的规范化要求工人改变散漫自由的工作方式,完成更多的工作,付出额外努力,但工人却不能因此获得相应的回报,他们遵守制度、支持变革显然是不划算的。如果继续原来的工作习惯和方式,又会受到企业的处罚,只要留在这家企业,工人就必然成为净损失方,退出转投他处当然是工人合理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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